中国党大事记·1929年

　　１月１４日为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不久，与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结合，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后来这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中央根据地。

　　１月２６日湘赣两省敌军分三路向井冈山的大小五井进犯。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等部在赤卫队配合下进行英勇反击。至３０日，敌军攻占黄洋界、八面山等阵地。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红五军突出重围向赣南转移，４月初，在瑞金与红四军主力会合。随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离开赣南，返回井冈山，坚持湘赣边界和湘鄂赣边界的斗争。

　　４月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根据中国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精神，并结合赣南土地斗争的经验，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及公共土地。

　　６月下旬－７月初中国党在上海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会议检查总结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确定继续深入土地，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建立红军，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加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等项任务。在六届二中全会前后，党的白区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早在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１４日，中央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央特委会在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等方面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北方，顺直省委在屡遭破坏的困难条件下，始终坚持斗争。在此期间，中央还先后整顿和改组了一些省委，加强和健全了党在白区的组织，使党的基层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到１９２９年，全国产业支部发展到一百多个，并先后向苏区输送了许多干部、物资，支援了农村根据地的斗争。

　　７月闽西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指导下，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和闽西的社会状况，指出土地中，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大小地主与富农，“不打击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保护大小商店；土地的分配方法，应以乡为单位，按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按人口进行平均分配；对在乡的地主“将酌量分与田地”。

　　９月２８日中央向红四军前委发了指示信。这封信是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指示信详细分析了当前军阀混战的形势，根据红四军和各地红军战争的经验，指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和前途，强调中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肯定了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军队的正确主张。同时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领导，不要包办代替党领导下的其他组织机构的工作。指示信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１１月１５日鉴于陈独秀继续坚持错误，攻击党的路线，对前途悲观失望，污蔑红军为“流寇”，反对建立根据地，接受托洛茨基关于中国的理论和策略，并成立托派小组织，中央局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并通报全党。

　　１２月１１日中央代表和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在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民军，举行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张云逸任军长，任前敌委员会兼委员。接着，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翌年２月，、李明瑞、俞作豫等又领导在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于龙州举行起义，成立了红八军，俞作豫任军长，兼委员。李明瑞任第七军、第八军总指挥。同时成立了左江委员会。从而形成了左、右江根据地。不久，红八军失败，退出左江地区，余部编入红七军。

　　１２月下旬在福建省上杭古田召开中国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设经验，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和人民军队。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多种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决议案》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的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强调红军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项任务；并且要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政策等。这个《决议案》是中国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后来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